宋元时期，中国戏曲主要有两支：一支是从宋杂剧、金院本发展出的元杂剧，另有一支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流行的南戏。南戏发展较晚，到元末才趋向成熟，后来演化为明清戏剧的主要形式——传奇。

南戏最初应该是在温州一带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形成的，《南词叙录》说它“即村坊小曲而为之”。温州是一座古城，又是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，商业发达，经济繁荣。南戏在这种良好的环境中得以成长，并逐渐扩展到东南沿海一带，进入南宋都城临安。元灭南宋以后，北方剧作家大批南下，造成了南北剧的交流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南戏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，如改编杂剧的剧目，吸收杂剧曲牌联套的方法，采用杂剧的一些曲调，形成“南北合套”的形式等等，南戏的艺术水准因而得到提高。到元末，《琵琶记》等剧本出现，标志着南戏达到了成熟。

《琵琶记》传本甚多，其中以嘉靖苏州坊刻本和清陆贻典钞本最为接近原著。此外尚有李卓吾评本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钱南扬校注《元本〈琵琶记〉校注》颇为审。

《琵琶记》是高明根据长期在民间流传的南戏《赵贞女》改编的。《赵贞女》写蔡伯喈上京应举，贪恋功名富贵，长期不归，赵五娘独力支持门户，在蔡家父母死后到京师寻访伯喈，伯喈却不认。最后以马踩赵五娘，雷轰蔡伯喈结束。

本剧共四十二出，剧情大致是：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新婚不久，恰逢朝廷开科取士，伯喈觉得父母年事已高，不愿去考试，打算留在家中服侍父母。但是蔡公不从，邻居张大公也在旁劝说，伯喈只好告别父母妻子，赴京考试。应试及第，中了状元。朝廷牛丞相看中伯喈，有一女未婚配，奉旨招新科状元为婿。伯喈以父母年迈，在家无人照顾，需回家尽孝为理由，打算辞婚、辞官，但牛丞相与皇帝不从，他被迫滞留京城。自从伯喈离家后，陈留连年遭受旱灾，五娘任劳任怨，服侍公婆，让公婆吃米，自己则背着公婆私下自咽糟糠。婆婆发现后，痛悔而亡，不久，蔡公也死于饥荒。而伯喈被强赘入牛府后，终日思念父母，写信去陈留家中，信却被拐子骗走，以致音信不通。一日，在书房弹琴抒发乡思，被牛氏听见，得知实情，告知父亲。牛丞相被女儿说服，于是派人去迎接伯喈父母、妻子来京。蔡公、蔡婆去世后，五娘罗裙包土，自筑坟墓，又亲手绘成公婆遗容，身背琵琶，沿路弹唱乞食，往京城寻夫。她历尽风霜，来到京城，正遇弥陀寺大法会，便往寺中募化求食，将公婆真容供于佛前。正逢伯喈也来寺中烧香，祈祷父母路上平安。见到父母真容，他便拿回府中挂在书房内。五娘寻至牛府，被牛氏请至府内弹唱。五娘见牛氏贤淑，便将自己的身世告知牛氏。牛氏为让五娘与伯喈团聚，又怕伯喈不认，便让五娘来到书房，在公婆的真容上题诗暗喻。伯喈回府，见画上所题之诗，正欲问牛氏，牛氏便带五娘入内，夫妻遂得以团聚。五娘告知家中事情，伯喈悲痛至极，即刻上表辞官，回乡守孝。得到牛相的同意，伯喈遂携赵氏、牛氏同归故里，庐墓守孝。后来皇帝下诏，旌表蔡氏一门。

高明写《琵琶记》的主观意图是宣扬道德，他在全戏开场时说：“少甚佳人才子，也有神仙幽怪，琐碎不堪观。正是不关风化体，纵好也徒然。”正是这种创作意图促使他改编了《赵贞女》的故事情节，也因此使作品中的人物都带上了说教的色彩。

本剧有两条线索：一条是蔡伯喈步步青云直上，飞黄腾达，满心苦闷地处于一片繁华富贵的气氛中；一条线是赵五娘含辛茹苦，拼命在荒凉萧条的境地里挣扎。许多场面不断交错出现，相互对映，给观众以强烈的感受。从人物形象来说，虽然夹杂了一些教化的成分，但无论赵五娘的历经磨难而默默忍受，还是蔡伯喈的进退两难而矛盾苦闷，都有其真实的生活基础。作者逐步深入地展现他们的性格特色和细微的心理活动，使之有血有肉，不因为说教的目的而变得苍白僵死。剧中的语言，正如汤显祖所评论的，“都在性情上着工夫，并不以词调巧倩见长”，大都本色自然，能够比较深入地写出人物的心理和感情活动。